人口抚养比是观察劳动人口变化的核心指标。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相当于非劳动年龄人口的 136%，也就是 136 个劳动力供养 100 个非劳动人口，这个比例在主要大国中几乎少见。仅韩国、日本曾接近，但两国的人口体量远不如中国。
人口红利并非凭空出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婴儿潮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年轻劳动力，加上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家庭负担减轻，让中国拥有了长达数十年的超级人口红利。
不过这种红利不会一直持续：0 到 15 岁的人口占比，2000 年是 38.6%，2024 年已经降到 17.1%。曾经支撑红利的婴儿潮一代逐渐老去，全国劳动人口平均年龄升至 39.66 岁。
具体到区域来看，作为劳动力输出大省的河南劳动人口平均年龄 39.69 岁，四川 39.97 岁，安徽 39.45 岁；就算是一线大城市北京、上海，平均年龄也分别仅为 37.31 岁、37.18 岁，整体老龄化趋势清晰可见。
劳动人口老龄化不是单纯的社会问题，更是经济发展的潜在风险。
第一个变化是人工成本重构。蓝领岗位因为劳动力稀缺开始涨价，外卖、理发、开锁等服务的费用逐年上涨；但大学生就业竞争加剧，原本的白领岗位薪酬被挤压，人海战术的旧有优势不再。
第二个变化是养老压力凸显。当年的人口红利时期家庭负担较轻，现在上有老下有小的压力让不少年轻人喘不过气，养老不能仅依赖社会，需要提前做好规划。
第三个变化是资产估值逻辑改变。过去 “人多价低” 的劳动力逻辑不再适用，未来人力价值将重新被衡量。
如果不能及时完成产业升级，中国就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日韩等国在人口红利消退后，依靠产业升级完成了转型：日本通过技术输出占据全球高端产业链，德国通过双元制教育绑定高端制造产业，都顺利度过了老龄化阶段。而如果转型失败，曾经东南亚国家的发展困境就是前车之鉴。
对于个人来说，应对老龄化带来的变化，有三个方向可以参考。
第一条是往人口聚集的城市流动。人越多的地方，就业机会越多、资源越集中。
不管是省会城市还是二线城市，总比县域、乡镇的机会更多。不要轻信 “逆城市化” 的说法，过去二十多年的经验证明，人口流动的趋势不会轻易逆转。
第二条是深耕机器难以替代的领域。比如家政服务、情绪价值服务、最后一公里配送等，这类岗位被技术替代的速度相对较慢。
第三条是拥抱产业升级的风口。不管是从事科技行业，还是支持相关产业的发展，都能共享产业升级的红利。
我们不必过度焦虑老龄化，但必须重视它带来的挑战。官方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 4%，经济复苏的态势清晰。
中国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庞大的市场，只要顺利完成产业升级，就能把人口红利转化为技术红利、人才红利，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
普通人能做的，就是紧跟趋势，做好自己的规划，共同迎接更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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